西安,⾃乐班的变迁

文/本刊记者 王薇

2023年10月30日 字数:2511 浏览量:


  在西安,自乐班通常指自发组织起来的非专业戏班。从环城公园的树下到空旷广场的一隅,在晨光冉冉升起之前,或夕阳将落未落之时,只要抑扬顿挫的板胡声一起,随后便是破空而出的一嗓子,撞上高耸的城墙,又“振聋发聩”地四散开来。
  西安人除了咥面,也爱好听戏,这戏主要指秦腔,豫剧、京剧或其他戏种也常常散落其中。作为本地戏种,秦腔的“主角”地位自不必说。不同于专业戏班子,不图场面,只求一乐,被看作是自乐班的唯一“宗旨”。
  板胡哀婉,扬琴轻快,主唱脸涨得通红,唱出的戏词却婉转动听。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铿锵有力,激昂悲壮的唱腔石破天惊,尽管这座古城早已发展为现代化大都市,但自乐班似乎与其并不“生分”。
  没有固定班组成员,没有固定表演时间,没有名字,规模可大可小,成员时聚时散,找一处空地,锣鼓、二胡声一响,便开始上演几代人的“恩怨情仇”。
  从红白喜事到逢年过节,从西安城区到整个关中平原,自乐班并未在时代浪潮翻滚而临之前偃旗息鼓,相反,其“自乐”的精神内核散落于西安的大街小巷,“落地生根”后换了一副模样,潜滋暗长。
  最先受到自乐班“感召”的种子便“埋”在了城墙根。如果说环城公园里是老年群体的“自乐班”,那么城墙门洞下,便是年轻人的“自嗨现场”。
  白天,这里与西安的其他地方无异,是车水马龙的必经之地,是永宁门下一个平平无奇的门洞,但每当夜幕降临,人们就自发地聚集起来——鼓手、吉他手和主唱还在摆弄设备,“粉丝”们就很
  自觉地在演出的“一亩三分地”外围成了一圈。
  等一切准备就绪,永宁门最西边的桥洞便褪去了白天的庸常模样,鼓手节拍一起,吉他手闻声“抚琴弄弦”,节拍一到点,主唱便旁若无人地哼唱起来,有时是方言,有时是粤语,有时是摇滚,有时是民谣,有时是流行。
  听到什么歌和遇上什么乐队一样,完全“随机”,从赵雷、许巍、老狼、新裤子到罗大佑、周华健、刘若英、周杰伦……“气氛”到了,观众点歌,主唱起头,大家合唱,不论是凑巧路过的行人,还是远到而来的游客,只要愿意驻足,就能收获一场“野生”演唱会。
  尽管没有舞台,高悬的城墙顶灯还是给足了乐队“面子”,光打在乐队身上,也打在观众脸上,这样更能看清围观者的表情。
  起初,人们只是静静地听着,直到熟悉的副歌响起,观众们默契地举起双手越过头顶左右晃动,微张的嘴唇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,从矜持到放松的过程中,乐队已经从《光辉岁月》唱到了《西安人的歌》。
  有人说,在西安城墙门洞,白天是工作,晚上是生活。不论是偶然路过被歌声吸引的过路人,还是从五湖四海专程前来打卡的游客,无不在“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”的洒脱与“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”的激昂中寻回了“仪式感”。
  摇曳的树枝里透出的零星月光洒在墙面上,萧瑟的秋风从城墙的门洞吹来,夹杂着桂花飘来的阵阵香味,花香、晚风、城墙、音乐……毫无疑问,这是属于长安城的浪漫。
  而这浪漫不止停留在现场,在B站(哔哩哔哩视频和社交平台)上,西安城门洞下的露天乐队影响力要远远大于现场表演。在搜索框输入“西安南门乐队”,一条点赞量高达数百万次的视频格外醒目。
  头戴蓝色头盔身着蓝色工服的外卖员骑手,在经过城墙下的“露天演唱会”时,停下送餐的电动车,加入观众开始唱起歌来。很快,观众们就注意到了这位全情投入的外卖小哥。在大伙儿的鼓励下,小哥冲到台前,抱着话筒大声唱起了Beyond乐队的《海阔天空》。当他唱到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,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”时,现场掌声雷动,欢呼雀跃声此起彼伏……
  那些消失在KTV的热情,在城墙门洞自带“混响”的音效下重新迸发出来。彼时,野生演唱会,同秦腔、钟鼓楼、不倒翁小姐姐、玄奘法师、三秦套餐……
  这些意象一起,构成了新的“长安印象”。
  从南门往北,一站路的距离就到了无数人感怀“风光不再”的钟楼商圈。这里的商业氛围再难“起死回生”,却因别具一格的文艺舞台再次“枯木逢春”。
  路过历经百年风霜并延续至今的易俗社,高亢嘹亮的秦腔从露天戏台上传来,作为西北夜生活之最,露天戏台的吸引力不言而喻,古老的天籁穿过汹涌的人潮,同脚下的黄土震颤出相同频率。
  走到钟楼,振聋发聩的秦腔吼声渐渐隐没,潮牌傍身的青年男女多了起来,跟上他们的步伐,在世纪金花的下沉广场停下脚步。
  在这里,每晚都有乐队“重铸”“流行音乐简史”,广场上,一层层台阶变身体育馆演唱会的阶梯座位,听众们举起手机灯光,好比挥动的“应援棒”,只不过,台前不是偶像的单人舞台,而是一场“众乐乐”的“音乐派对”。
  从骡马市到西大街,像是时光打开了一扇旧门,源源不断的“怀旧风”从门内涌来,恍惚感时隐时现,但抬起头来,钟楼还在那里。
  在对面的一洲商城做完妆造,对着车水马龙的钟楼来上几张“穿越时空”的汉服街拍,随后就能端着奶茶选择下沉广场的一层台阶席地坐下。从刘若英的《后来》唱到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,与南门洞的乐队“主场”不同,在这里,合唱是参与者们心照不宣的乐趣,“漫不经心”的“参与感”,是“野生”演唱会经久难息的关键。
  夜色朦胧,当白天忙碌又渺小的个体们重新“回归自我”,他们选择挤在钟楼下沉广场的台阶上,同千百双手臂共同挥舞,在手机发出的点点星光里跟着一支并不知名的乐队齐声合唱“后来,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,可惜你,早已远去,消失在人海……”
  他们有时歌唱友谊,有时赞颂爱情,有时呼朋唤友,有时感叹人生……唱罢,“素人”歌手还会对着“台上”不断“流动”的观众询问下一首曲目想听啥。倘若不想参与,选择躲在台阶角落对着影影绰绰的“追随者们”发呆也丝毫不觉违和。
  市中心的晨钟暮鼓雷打不动地播报着长安十二时辰,城墙下和广场上的露天演唱会则用歌声演绎西安市民的悲欢离合。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在参与过“野生”演唱会后这样评价:“西安能骑摩托,过年能放炮,市中心能弹吉他,听演唱会,每每回忆起这些场景,都令人更加留恋这璀璨而平实的都市生活。”
  事实上,环城公园的秦腔自乐班早就显现出西安老年的“松弛”本性,只是如今,由于城墙门洞下摇滚派对和钟楼下沉广场“野生”演唱会的火热,我们有了得以印证西安青年深谙“自乐精神”并“以身作则”将其传承到底的机会。
  又或许,在西安,变迁的从来都只是“自乐”的形式,难以撼动的是“自乐”的精神内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