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大型工业建筑物，“工厂”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印象中从来都是“城市”的产物。长久以来，为了拓宽自身的“职业前景”，除了务农难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们只能离开乡村，一股脑涌进城市，寻找更为宽广的“职业生涯”，“农民工”就此诞生。
　　即便是当下，“农民工”依然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，但与过去不同，投奔“城市”不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唯一“出路”。这一次，在“家”门口，工厂“拔地而起”，敞开大门，农民们“摇身一变”成为“新工人”，他们忙碌的身影从田间地头转到车间内外，机器轰鸣声、工人讨论声、货物移动声……声声入耳的乡村工厂正一步步拓宽农民的致富路。
　　学着“当老板”
　　在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曲折迂回的社区街道内，不时有织袜机的作业声传来。从村民自建的楼房门口向内望去，往往会看到正在操作织袜机的年轻人，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坐在不远处翻袜。再望向隔壁，缝头的家庭主妇们有条不紊地踩在缝纫机上，孩子们簇拥在身旁搬箱子、递工具，帮忙做一些简单的活计……
　　如今，这样的场景在五里镇随处可见。作为汉滨区首批家庭工坊试点户，李金凤目前家里有10台织袜机，家庭工坊运行一年来，她和丈夫一直保持着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换的工作节奏。
　　李金凤一边翻着袜子，一边在心里琢磨，如果日产量能达到6000双，一天就能赚600块。她和丈夫早就下定决心再购入一组机器，招几个工人，扩大生产规模，学着“当老板”。
　　在成为家庭工坊之前，李金凤和众多秦巴山区的群众一样，外出务工是维持生计的唯一出路。直到近些年，100万秦巴山区群众被陆续迁出深山，这

　　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随即承接了由东部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安康市将超过1000家社区工厂布局在此，易地扶贫搬迁为秦巴山区带来了新的契机。
　　5年前，李金凤和丈夫在外地的建筑工地上工作，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孩子由家里的老人照看，这也几乎是乡村里多数家庭的生活写照。2020年，疫情暴发，李金凤和丈夫工地上的活计不再稳定，“回家”成了最后的“退路”。
　　彼时，因百万移民搬迁创造出的新产业正在社区工厂如火如荼地发展着。仅仅在安康市，就有500多家新社区工厂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建成。相较于工人流动性大、成本高的东部地区，秦巴山地的搬迁社区里不但拥有稳定且成本更低的劳动力，还不时有大量熟练的工人从东部沿海地区回流至此，成为社区工厂新的“中坚力量”。
　　新社区工厂带来新的就业机会，吸引着年轻人回到故乡，充足的劳动力又招揽更多的企业投资，初具规模的社区工厂则使优势产业呈聚集之势……投资、用工和就业的良性循环在秦巴山地逐步形成。
　　在李金凤看来，袜子是人们永远需要的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在这座“袜业小镇”之外，在安康，毛绒玩具、纺织加工、特色手工艺品早就越过“深山”，走出了国门。
　　不同于东部省份具备通江达海的贸易优势，运输成本较高的秦巴山区为解决运输难题，曾多方协调，与铁路部门及上海上港集团合作，打通了铁海联运渠道，还开辟了“安西欧”中欧货运班列，在当地建起可以直接完成货物报关的“无水港”，使山区的货物运输成本大幅下降。
　　厂子建在秦巴山地里，合作方却可能是英国、比利时、法国、挪威等国的品牌，生产的服装大多销往欧洲，年产量大多在10万件以上。
　　入秋时节，秦巴山区仍然郁郁葱葱。点映在青山绿水间的，是一个个移民搬迁社区，而每一个大型社区里，都有与之相配的新社区工厂。李金凤说：“如今，社区里扎堆闲聊、打牌混日子、喝酒闹事、搬弄是非的人变少了。大家都赶着上班挣钱，自
　　己挣钱自己花，多开心！”
　　制衣厂的“挣扎”
　　晚上8时，甘肃省静宁县城关镇南关村的一家制衣厂车间里仍然灯火通明，在熨烫流水线上，南关村的村民王保民正忙着赶制出口的工装订单，和他同一车间的，还有工人上百个，他们分布在裁剪、缝纫、检验、包装等流水线上，和轰鸣的机器一样忙碌。
　　如果熟练的话，像王保民这样的熟手计件，每个月能拿到5000元左右的工资。这并不比他曾在广州打工挣得少，最重要的是，在“家门口”工作能照顾到老人小孩，令在外打工八年多但无暇顾及家人的王保民颇有感触。
　　在周边村庄，像他这样的村民不在少数。来服装厂上班之前，像诸多“空心村”一样，村民们要么没有工作，要么在外打零工。直到服装厂成立，村民们听说在家门口就能上班，纷纷前来报名。
　　为了能让新人快速“上手”，服装厂还会对新加入的员工进行带薪培训。除了缝纫、熨烫等工序需要学习技术外，剪线、包装等工序则更容易上手，上了岁数的村民也能干。
　　在这里，75%以上的工人都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王保民也不例外。因为勤快能干，王保民的收入一直不错。2月份挣了7000元，那是今年以来拿的最高的一次。从2019年进入扶贫车间，他和妻子、父亲的辛勤劳动很快让整个家庭脱了贫。
　　然而在疫情最严重的2022年，王保民第一次有了失业的担忧。2022年3月，工厂接了一个价值30万元的羊毛衫订单，眼看着还剩5000件就能交付的当口，全国多地散发的疫情令物流受阻，外省的纺线也迟迟没法发货。一时间，工厂陷入了既缺乏原料、又缺乏订单的棘手困境。
　　工厂的运营危机直接威胁到工人工资的正常发放，就在这时，政府的两笔帮扶资金为工厂带来了希望——一笔留抵退税，一笔跨省物流补贴。与此同时，为节省成本，厂里把上班时间改为白班和夜班两班倒，利用峰谷电价差节省了不少电费。
　　有了政府的“兜底”，工厂负责人再也没有理由“听天由命”了。2022年5月，他先后两次来到300公里以外的天水市甘谷县“拉业务”。经过多方努力，纱线运输线路顺畅起来，不仅完成了30万的业务，还争取到了新的订单。
　　那年5月，王保民和车间工人们拿到了“来之不易”的薪水，对着在厂外等候的孩子开心地比了个“耶”。只要想到工厂经历的那些艰难时刻，王保民就“斗志满满”，工厂能持续开下去，是他坚持继续干下去的动力，他始终相信，凭借自己的劳动，政府的支持，以及员工们的团结，一切都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　　“重生”的小洋楼
　　在乡村车间里，张喜荣的日常工作就是剪线头
　　和穿线，这种为年过六旬的工人们“量身定制”的工作岗位，在车间里有十几个。
　　工作两年有余，尽管忙碌，但因为一直在做，车间的活对她而言早已是轻车熟路。只有这样，张喜荣才能在乡村车间投产之余照顾家人，顺带把地里的活也干了。
　　丈夫去世多年，独自将两个儿子拉扯大的张喜荣在生活刚有起色时，又遭遇了大儿子中风的打击，已过花甲之年的张喜荣既要务农，又要照料大儿子的饮食起居，压力陡增，几度对生活失去信心。
　　2018年，四川仪陇县日兴镇白塔九湾村党支部回引优秀企业家返乡投资建厂。正是这座占地400多平方米，主要生产手机、移动电源、掌上电脑的充电转接头、USB数据线等数码配件的车间，让张喜荣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。
　　厂房距离张喜荣家几十米远，省去通勤时间和成本，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的工资，既挣到了钱，又照看了家，正因如此，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。
　　尽管这座只能吸纳百余人的车间并不十分显眼，却有着年产数据线400万条，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，主要销往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意大利等国家的优秀业绩。在距离成巴高速（巴中-成都）的日兴出口只有两公里车程的白塔九湾村，村里早已变了模样。
　　村道边的卫生室被改在了小洋楼底楼，原来的卫生室则成了做产品检验的车间。工厂里的所有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村医妻子张淑华的检验，“村口再就业”成了张淑华2008年从成都打工回来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。
　　忙碌之余，张淑华还唤来了她的同学李玉，为厂里上百号员工准备一日三餐。来到这里之前，李玉一直在重庆一家餐厅里打工，如今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家里的两个孩子也需要花时间照看，种种现实都不允许她再外出，回到村里再就业是唯一的选择，也是最好的选择。
　　农忙时下地干活，农闲时进厂务工，家门口的乡村车间留住了曾靠外出务工谋生村民的脚步，为在当地缺少就业机会的人们开启了家门口的新生活。